梁桂全是国内较早提出“粤港澳大都市圈”概念、呼吁三地更深地融合发展的学者之一。 南都记者 何玉帅 摄

　　高端访谈之湾区智囊梁桂全

　　省社科院原院长

　　省政府原参事

　　7月27日，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七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并讲话。在这次会议上，汪洋专门邀请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省政府原参事梁桂全，以专家学者身份就粤港澳大湾区这个话题参与讨论。

　　梁桂全是国内较早提出“粤港澳大都市圈”概念、呼吁三地更深地融合发展的学者之一。早在十年前，梁桂全就提出了这一设想，并参与广东省组织的相关课题调研。近日，梁桂全接受了南都专访，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提出，意味着粤港澳融合发展进入了更高水平的历史新节点。而要让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升级，他认为需要在充分维护好“一国两制”优势的同时，强化区域发展的战略共识，否则区域合作有可能变成“低端”的合作。

　　谈融合

　　“一国两制”给大湾区留下了发展空间

　　南都：听说你是最早提出粤港澳三地融合概念的？

　　梁桂全：之前就有很多很多概念。比如粤港澳大都市圈、粤港澳自贸区，珠三角大湾区、泛珠三角都市圈……大湾区有一些特质，依托特殊的地理位置(如一些河流出海口的三角地带)或经济地缘优势，形成人口、经济、城市大规模高密度集聚的区域，如现在大珠三角，就是这种大规模高度集聚的区域，叫大都市圈或叫大湾区都可以。我认为要害不在于提法上，要害在于，粤港澳的合作如何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升级，面向21世纪形成一个怎样的大都市圈。

　　粤港澳大湾区是现在才开始建设的吗？我认为不是！实际上它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就逐步开始形成的一个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紧密融合的大区域。而这种有机的区域关系首先体现在经济的黏合度上。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的改革开放开启了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大门，由此香港和珠三角形成了鲜明的“前店后厂”的区域分工模式，这实际上可以把它看作是大湾区产业格局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资本、产业的融合外，也促进了三地人口的融合流动，比如开厂的老板、高管、技术人员等，当时的人流主要还是随着资本和产业活动进来的。人流越来越多的双向流动，也引发了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方面的融合。

　　可以说，大湾区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就慢慢融合形成了。

　　南都：如今粤港澳大湾区上升至国家战略，那现在的融合要如何进行提升呢？

　　梁桂全：这要综合考虑大湾区自身发展、国家大局和国际局势的因素。

　　现在来看，就是必须进行产业创新和升级。所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里，专门提出要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没有创新就没有大湾区的未来。中央之所以提出建设粤港大湾区战略，我想在国家层面有着多重考量，其中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是港澳地区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的思考。因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大湾区的格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正在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而香港则面临着与珠三角的产业同构化竞争，特别是第三产业的竞争，搞实业比过去艰难。要解决长远发展问题，不能仅着眼于香港自身，而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政策，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要通过与广东的融合，从各方面创造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空间及新的发展选择。

　　我认为“一国两制”就给粤港澳大湾区留下了良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谈阻碍

　　制度创新最难但最值得做

　　南都：但也有人认为这对三地的融合会产生一些阻碍。

　　梁桂全：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制度”是最大特点，也是优势所在。现在我们把很多注意力都放在消减“两制”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上，比如促进人员、资本等要素便捷高效流动，这是一个重要方向。但要注意不要一味地去消除“两制”的差别，而忘记了维护“一国两制”，“两制”的差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制度优势。

　　如果没有“两制”的差别，大湾区就没有了合作的优势，或者说它的特别优势就没有了。而在维护好“两制”差异前提下，才要考虑两种不同制度的融合、结合问题，通过“两制”各自的优势产生“第三种优势”，两种优势的融合优势。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优势。这个“第三种优势”就是，两种差别制度形成的一种新的合力，一种非常巧妙、非常特殊的制度安排。

　　南都：这个比较复杂。

　　梁桂全：既要保持三地制度的差别，又要让它们相互融合，这确实是个很复杂很费思量的事。典型的像个人所得税的缴纳问题，如果允许港人在内地按香港税率纳税，那可能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况。那海归呢，按什么税率收？内地专业人才呢？会相应产生一系列问题。但如果不调整税率差，又约束了香港专业人士到内地就业。还有就是企业往来商业财务结算支付问题、公共服务的国民待遇问题，还有粤港澳大湾区与内地其他地区的协调关系，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致分析与周全的政策安排。这是一个大系统制度创新。也可以面向世界推动体制创新。

　　所以说，这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粤港澳大湾区转型升级建设中，可能是难度最大，但也是最值得做的一个领域。这有多种路径与思路，如有的要同质化融合；有的要在保持差别性基础上，构建不同制度的“转换机制”，就像旋转门一样；有的需要建立不同制度的通约机制，等等，将两种制度不同的东西再进行对接；有的则需要保持差异性。

　　谈产业

　　高端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应该热起来

　　南都：上次你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会时提出不要忘记中低端产业和中小企业？

　　梁桂全：是的。在大湾区建设中，以创新为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推动高端产业的升级和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判断。但同时，我们既要下大力气通过创新发展高端产业，也要注意保护好中、低端产业、中小企业。因为，60%- 70%的老百姓是依附在中低端产业链上生存的；从国际的产业分工看，不可能都从事高端产业。国家大，人口多，发展不平衡也决定了中国必然只能是复合型产业体系，即高中低端产业，大中小企业，国营、民营、混合型等多种类型企业并存的产业格局。而从产业体系来说，很多高端产业也需要中低端产业的支撑和配套。实际上我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逐步形成了复合型的产业结构。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发展成果，必须很好地保护好。毁之旦夕，成之要数十年。因此，决策者一定要用“生命”观点去理解企业和产业，了解产业链的关联性。

　　目前创新型高端企业很“热”，但中小企业非常“冷”。有人认为这是好现象，是产业转型升级见效了。但客观地讲，一边热一边冷是有问题的，高端企业、大企业和中低端、中小企业都应该热起来；要两头都热，才是真正的经济繁荣，才真正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过。

　　产业转型升级，也包括了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当中涉及很多问题。如环保问题，必须抓，否则不可持续，但要接地气，要给它们转型、创新、脱胎换骨的缓冲期、过渡期，政府要多与企业商量解决的方案，不能简单一刀切、一下切。我们的很多发展理念没有错，很好，但在落地的时候就需要接地气，从实际出发，要有转换过程，要政府、企业、创新部门共同努力。因此，我们特别需要一种更实事求是的思维、更深入细致的工作和更好的配套政策。

　　谈发展

　　要推动珠澳成为湾区第三个增长极

　　南都：从G D P看，珠江西岸是“坍塌”下去的。东西两岸不平衡，你如何看？

　　梁桂全：过去珠三角的发展，香港是第一增长极，辐射带动深圳形成了深港“双头”发展极，广州则是珠三角的科教文化、商业服务等的支撑点。而在珠西，澳门本身产业单一，至今没有形成珠澳珠江口西岸强有力的发展极。

　　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向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布局，珠海应与澳门融合成为珠西有实力的发展极。现在没有把珠海作为核心城市来考虑，不利于加快珠江口西岸发展极成长，不利于更好地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三足鼎立地缘态势。

　　今天我们的战略谋划，应当面向大湾区发展的未来。我认为应当努力推动珠澳形成更强大更具有辐射力的增长极。珠澳发展起来了，会强化广东西线沿海经济带，甚至影响到广西北部湾的发展。同时西线的成长繁荣或许会给大湾区提供新的动力。

　　所以，应将珠澳作为珠江口“三极鼎立”的一极，给予特殊的推动。这对资本投资也是一个导向。

　　南都：那如何才能推动珠澳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呢？

　　梁桂全：可以将横琴自贸区打造成为区域的示范和标杆。这是推动珠澳增长极的一枚重要“棋子”。

　　横琴这个地方“很宝贵”，因为它有一定的规模，相对的地理独立性，有万山群岛和西部作为第二级拓展空间，还有澳门的财富依托。应当要有一个国家层面的高端的决策小组，下面应有粤港澳高水平专业团队，对横琴进行高水平管理和专业性开发。比如招商引资，都要超越政府层面，由高水平的团队推进。

　　这么说吧，可以把横琴看作是“东方迪拜”。当年迪拜就是运用开放的政策、区位优势、稳定的政治局势，成功地从依靠石油的发展转变到依靠全球资本财富力量高端开发发展的。

　　但不是说要在横琴复制迪拜，而是要借鉴迪拜，面向未来，以更加前卫、更加高端的思维谋划推进开发，要树立起21世纪发展的新标杆，特别是要树立走向21世纪的高端理念、前卫体制，从而让整个珠三角按照新的发展标杆推进高端转换升级，并为开拓21世纪中国新发展提供新借鉴。

　　中国前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标杆是深圳，而目前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需要有更高的区域发展新“标杆”。树立新标杆，一定要有远见，把我们的视野投向未来50年、100年，这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所在！

　　南都观察

　　梁桂全的湾区“战略”眼光

　　“作为个人观点来讲，我们追求的应是每个地方都有非常鲜明的战略指向，每个地方要非常清晰地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我们在战略中处在什么位置，我们应怎样实现新一轮高端资源，特别是高端资本的集聚，需要怎样创新政策、制度安排’。”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各地方不应该仅仅谋求通过这个区域政策获取自己利益，也不是去争谁应该占据主导地位，而是通过平等、协商性的方式，在国家指导下形成战略共识，协力推进大湾区建设。”

　　著述甚丰，曾经写过《发展战略学》、《走向战略时代》、《变革与探索》、《起飞的轨迹》、《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广东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著作的梁桂全，聊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是喜欢站在“战略高度”来看问题。有些政策的提出，在他看来可能是“摁下葫芦浮起瓢”的两难选择。如果思考和视野不够广、不够远的话，则无法更好地发挥大湾区的制度优越性，所以，在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视野要更远大点再远大点。

　　对于目前阻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症结”，他同样用战略的眼光来观照。他说，目前区域合作，如自贸区，就还停留在一般性制度安排上，还未更好地融入到国家的战略意图中并形成战略共识。而且，在这个方面目前学者和决策层的思考也还不够多。

　　虽然已从省社科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多年，但这位朴实的老广学者，可谓是居江湖之久却还思庙堂之虑。近期内，为了思考大湾区建设，他还去了港澳进行调研。他说，对于大湾区的部署，大家都非常积极，都会从本身的利益、诉求出发，抱有很多期待，这是很自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梁桂全再次强调“战略共识”，他认为，“如果不达成战略共识，区域合作很容易变成‘低端’的合作，也就是不能形成明显质变的区域大合作大整合格局。”

　　为此，梁桂全也开出了他的处方。他说，在战略共识的形成中，要发挥专家、企业，特别是对战略支撑比较重要的企业，以及政府的力量。“一定要三者合力，光是政府也不一定能形成必要的战略思维。”

　　梁桂全表示，大湾区建设必须面向未来，必须用更长的时间思维去引领发展。其中，战略共识和资本呼应是核心性的、全局性的，如果缺少引起资本呼应的战略共识，区域发展将可能流于幻想。

　　采访最后，他再次强调，“大湾区建设后面的成效是1还是8，全在于能否达成‘战略共识’，并形成更持久的强大合力”。

　　湾区高见

　　大湾区建设必须面向未来，必须用更长的时间思维去引领发展。其中，战略共识和资本呼应是核心性的、全局性的，如果缺少引起资本呼应的战略共识，区域发展将可能流于幻想。

　　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粤港澳大湾区转型升级建设中，可能是难度最大，但也是最值得做的一个领域。

　　在维护好“两制”差异前提下，才要考虑两种不同制度的融合、结合问题，通过“两制”各自的优势产生“第三种优势”。

　　要解决长远发展问题，不能仅着眼于香港自身，而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政策，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