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香港岭南大学特聘教授。近著和编作有《近视与远望》《现代早期中国思想》《重新定位亚洲文化研究》《城市化的限度》和《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等。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的发言题目是《歧路口的城市》，他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的著作《城市的胜利》谈起。这本“替城市化辩护的书”引起了他的思考，也引发了他的疑问：“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被普遍看成是体现了社会进步、也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的城市化，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却成了一件需要认真辩护的事情?”因此，王晓明重点阐述了城市化之所以招来这么多批评的原因，及其批评的重点在哪里。

王晓明表示，第一，按照城市研究的一般看法，从全球来看，现代的城市化，不只是把非城市变成城市，也同时是把世界各地原有的各种彼此差异很大的城市，统统变成西式的都市。因此，城市化是在用同一个模子，快速地改造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千差万别的生活空间。“今天大家看到的我们各地的大小城市的千篇一律，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也不是靠城市规划、公共艺术之类的努力就能改变的。当然，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深刻的原因，世界各地质疑城市化的声音才这么普遍、这么响亮。”

第二，都市的吸聚和包容力，似乎也出了大问题。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都市都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中枢环节，在这种情况下，都市能不能继续保持活力，或者说，它能不能继续保持吸聚和包容的能力，就至关重要，因为这已经不只是关系到都市自己的兴衰，而是同样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兴衰了。

此外，城市中的民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城市空间的人造程度，都是关系到都市和都市化全局的非常迫切的大问题，需要整个社会认真应对。因此，在惊叹都市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得明白，正是这个在全球持续了两百多年的西式的都市化，将我们的城市推到了方向不明的歧路口。

王晓明认为，“面对都市和城市化给我们布下的这许多挑战和危机，我们的理解和应对，常常是太狭隘、太短视，而这与城市文化有关。”王晓明曾用“小器化”来概括都市文化中的这个狭隘粗劣的部分。

“站在路口的都市接下来会怎么走？是选择急功近利的方向，除了局部和眼前的物质利益，别的都不管？还是静下心来，深切反思，幡然醒悟，环顾前后左右、过去未来，努力在综合的长远的视野里面，重新确定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的进步方向，一步一步试着往前走？”王晓明认为，我们的都市会如何选择，最终取决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是怎么样的，而人会怎么样，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在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因此，长江三角洲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有没有良性的文化建设，是决定城市能不能在路口选定正确方向的关键。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城市如何往前走，甚至这个大湾区如何往前走，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真正关系到天下的大事，因此，在这里将要起很大的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王晓明表示，一百年前，岭南是出真正大器的新文化的地方，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显例之一。而他则非常期待，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还能成为这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