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领导应邀出席会议。

　　6月1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这一重磅消息，无论是北京国经中心产业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课题副组长王福强，广州的专家李建平、刘江华、毛艳华，还是正在国外出差的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他们对此都给予了高度。

　　现状 城市之间已看到协调发展的好处

　　尽管当天有媒体惊呼：长三角拉开区域合作大幕！但在上述这些专家看来，长三角一体化已探讨研究了十几年，并非新鲜话题。如果说之前更多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这次则表示了更大的决心，也反映了中央高层的部署。而随着这些具体的项目的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将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现在全国上下主流的而且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以“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化接下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或者是主要的形态。相较之前一些关于城镇化的思路和政策导向，现在会更加重视“地理空间”这样的因素对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意义，看到了“集聚效应”对于焕发生产力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

　　采访中，专家们均认为，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还是长三角一体化，其实都和十九大后强调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因为区域一体化发挥的关键作用，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而且，这也说明，城市之间已看到了相互合作的好处，不再单打独斗，而且是希望以城市群为主体，去参与国际竞争。

　　实践 珠三角一体化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之一。但它并非凭空而来。特别是在珠三角，已有20多年的实践历史。所以，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的具体内容，广州的专家都早已自觉地进行了比较分析。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毛艳华认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体化规划，思路相差不大，都是从战略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出发。之所以这样，他认为区域一体化的本质，就是区域发展互联互通，通过产业协作，消除行政区划的分离，以产业的价值链重构区域，实现优势互补。

　　李建平，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此前，他曾发表过《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建设研究》。据他介绍，1990年以来，珠三角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体化概念，并已多次开展了以区域规划为引领的一体化探索。

　　李建平也认为，长三角三年行动计划主要围绕交通互联互通、能源互保互济、产业创新协同、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服务普惠便利、市场开放有序等七个主要领域提出方案。而这7个方面，珠三角已经远比长三角超前。

　　据悉，珠三角在2008年颁布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后，又于2009年6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意见》，接着又开展了“五个一体化规划”，分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布局这五方面。加上2014年开展的科技创新、智慧城市群建设和信息化、旅游一体化等“五个一体化行动计划”,珠三角最终形了“1个纲要+10个一体化专项”的实施机制。

　　从实施效果来看，珠三角一体化成效较为显著。而长三角一体化给人的印象更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落地的规划相对比较少。而珠三角，比如在医疗医保方面，基本实现了区域内的对接，公交卡岭南通也基本做到全覆盖。

　　机制 珠三角一体化有年度考核要求

　　这并不奇怪。除了提出一体化的时间相对较后外，此前长三角的区域合作，在李建平看来，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市场导向更明显。协调机制上仍处于开开会阶段，实质性、深层次的合作少。而珠三角的协调机制，政治动员特征明显，除了开会，还有年度考核要求。开

　　长三角的协调合作机制的雏形

　　最早可追溯至1982年

　　“长三角城市群”的提法也是在这一年形成。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协调长三角十几个城市，但因行政区划问题一直受掣肘。

　　而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的设立，源自2003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建议。作为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中最重量级的会议，从2004年酝酿启动至今，这一由各省市轮流举办的座谈会已历经14年。

　　2016年６月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的范围从“两省一市”扩展到目前的“三省一市”。

　　目前，长三角已形成了“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

　　决策层是“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协调层是“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

　　执行层是各种重点合作专题组。

　　今年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三省一市选派16名人员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这一办公室为常设机构，主要负责协调推进合作中的重大事项。未来，还将探索建立长三角地区互派公务员交流挂职的常态化机制。

　　而在珠三角这边，自200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后，珠三角形成了以政府协同治理为主导的多层级协同机制。

制图：广东省城乡规划研究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李建平

　　从省级层面上看，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的《珠三角规划纲要》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叫“省纲要办”。较之以前的省级协调机构办公室，其协调能力大大提升。在省级领导小组框架下，还设立了十个专责工作组及办公室。相应地，市级层面也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任组长的纲要领导小组。

　　此外，广东还将珠三角划分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都市圈。并由广深珠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并在各市设立专门的办公室作为日常机构。与此同时，建立了广佛肇市长联席会议，深莞惠主要领导联席会议、珠中江党政联席会议。

制图：广东省城乡规划研究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李建平

　　为切实推动纲要的实施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广东还制定了“一年开好局、四年大发展、九年大跨越”的分阶段实施计划，并对省直部门和珠三角九市提出了考核目标。甚至还于2011年出台了保障条例和监督办法，对珠三角城市发展与合作进行了立法约束和专门督查。

　　焦点 龙头城市如何带动区域一体化

　　毫无疑问，珠三角一体化进程要比长三角超前。但专家们一致认为，珠三角一体化的进程，因为发生在省内，相较长三角比较容易实现。

　　但其实，一省之内的协调也不比跨省协调来得省心。李建平认为，尽管近年来珠三角深度一体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相比纽约、东京等国外成熟大都市区，仍面临着空间发展统筹不足、省市事权划分不清、市场机制薄弱、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在他看来，珠三角一体化最大困难是城际地区协同发展与环境治理。而区域一体化的最大挑战是，城市政府的治理方式如何从自己擅长和习惯的强调竞争的“行政区经济”转向通过竞合进而协调的区域一体化。而通过行政区划的一体化，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能在公共设施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等方面做到令人满意，也仍是一个大问题。

　　李建平还认为，以龙头城市为核心，加强经济圈的一体化，从理论上讲应该比较好。但关键要看龙头城市的能力和赋予它什么样的权责利。

　　说到龙头城市的带动作用，和珠三角多核心不同的是，目前长三角很明确上海就是龙头。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江华认为，上海的首位度非常突出，是核心中的核心。苏州和南京等城市也认可上海，都主动提出要对接上海。

　　但毛艳华认为，不是说区域有了龙头，就一定更好协调。关键还是要针对区域特点和制度环境，采取不同的推进方式，制定一些比较好的协调机制。

　　陆铭也认为，由于省的边界的存在，长三角内部一体化的对接，一直不是很顺利。所以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政府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一个着力点所在。

　　此外，陆铭还认为，如果用GDP和人口占比来看，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群相比较而言，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当中的首位度其实并不算高。长三角一体化，包括上海都市圈的建设进程，还任重道远。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协调机制

　　其实，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珠三角，同样路漫漫其修远兮。特别是随着中央提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传统的珠三角和港澳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协同发展，更是成为一个新的命题。

　　刘江华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上比较复杂，要素流动也没那么方便。区域内又没有明显的首位城市，缺乏“指挥中心”，协调性确实会差一些。比如广东省提出要整合省内的机场资源，有的城市反应就比较大。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不能造成发展的制约，不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要提升大湾区的竞争力，关键还在于协调，特别是广深港这三个核心的协调。广州的优势是科教文卫，深圳外向化程度高，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如果它们的关系协调好了，会形成一种复合型的功能互补，粤港澳城市群也会更具竞争力。

　　至于怎么样去协调，刘江华认为中央在做出顶层规划后，具体的实践还是交由本区域的政府部门。协调要抓住关键点，比如交通设施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哪里不行就协调哪里。如果存在一些政策、制度上的限制，政府就要去打破这些瓶颈。政府的工作是疏通制度障碍，其余的要素流动问题，就应交给市场进行配置。

　　而毛艳华则认为，在不同制度下谈一体化比较困难，比如港澳跟内地的公共服务对接就存在困难。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其实更应粤港澳产业的协同。

　　而在陆铭眼中，在一个城市群内部，在比较接近的位置上，出现香港和深圳这两个超大型的城市，这在世界上都很少见。在他看来，在大湾区城市群内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减少制度性的因素。比如，从港澳和广深的关系来讲，就是减少边界对于生产要素流动的阻碍。而对于广深之间，则意味着政府的行为要更多地放弃本位主义，尽量减少对于资源配置的阻碍作用。

　　陆铭强调，如果粤港澳大湾区把几个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的话，那么可以变成一种强强联合的作用，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反而每个城市都都会受到对方的牵制，而使得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很难形成。

　　湾区会客厅

　　上海交大“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模式 在珠三角城市之间已经实现了

　　作为《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的作者，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政策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促进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城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区域协调的力量不应该仅中央政府

　　南都：您如何看待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问题？有人认为如果事事由中央来协调，反失去了地方的灵活性。但如果搞联席制之类的会议，会否还是协调力度不够？ 陆铭：中央政府协调的作用，我不否认。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忽略了另外几个因素。 第一，地方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因为我们当前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过于注重本地的经济总量。而公共服务提供又跟本地的财政税收总量有关。在这样一种激励机制之下，地方政府就不愿意让生产要素完全充分的流动起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改革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入手。比如说去看一个地方的GDP增长还是去更多地人均GDP增长。 第二，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像公共服务的资金的来源问题，对于一些相对来说欠发达的人口流出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以地方政府财政为主呢？完全可以中央政府或者省一级的政府更多地去进行一些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它们由于人口流出所导致的财政资源的不足。 第三个因素，其实就是要更加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个直接干预，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个人和企业天然有追逐微观层面的效用最大化，或者利润最大化的这么一个机制的。一体化是有利于实现个人层面的效用水平的提高和企业层面的利润水平的提高。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彻底地让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政府要尽量减少对市场的不合理的干预。 第四个方面，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作用，尤其是那些跨地区经营的一些企业。举个例子，一些基建类的央企，它在承担基建工程时，本身就有可能是跨地区的。这个时候，它就能够发挥市场一体化的作用，能够去跟地方政府去发生互动和协调。这其实就有点像在国际贸易里面，一些跨国公司也可以去促进国际的这个一体化的。这就是一种超越政府的市场力量。 所以，上述说的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共同在发挥作用，而不应该只是看到中央政府作为协调力量，尽管它是重要的机制之一。

不要害怕生产要素向核心大城市集聚聚

　　南都：听说您去年已开始进行了大湾区课题研究，可否透露心得？ 陆铭：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里，我有两个重要的心得。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别是都市圈的建设，跟世界比我们还远远落后。 比如基础设施的提供，特别是轨道交通的提供，比如土地资源的配置，比如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程度，在中国均受到行政性的管制。这就造成了核心大城市的土地供应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在其他国家的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中，基本上是由市场来发挥作用的。从这点来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先天的不足。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会，就是到底如何认识核心大城市和周边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国家讨论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就是我们总是把一个城市群内部二三四线城市的发展，作为疏散一线城市压力的一种功能。 经济的集中发展向核心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的这样一种趋势，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现象。它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核心大城市、大都市圈的龙头带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人口的自由流动，不同城市间的人均GDP的差距，其实是有所缩小的。 我的项目组在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就发现，广州和深圳的GDP和人均份额都在持续提高。但在这个过程中，广深和其他的珠三角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却是趋同的。也就是说，“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传统的珠三角城市之间已经实现了。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地演化。 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反映了经济学原理的胜利。核心大城市在发挥这个经济集聚的效应过程中，实际上对周边的城市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同时，它自己会产生大量的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然后吸引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入来补充它的劳动力，包括在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中的劳动力的供给。这也是区域之间的人均GDP可以趋同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实现的均衡发展，和我们之前传统观念上对于城市群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传统观念以为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才是一种均衡。 基于此，大家不要去惧怕生产要素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由于规模经济的效应驱动，向核心大城市和周围的这个都市圈集中。 而对于均衡发展的这种认识，我想它对于接下来推进中国城市群的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指引，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消除观念上的很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