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城乡规划院总工程师马向明。

未来大湾区的发展动力来自哪里？

南都：目前对于大湾区的规划，有没有一个学术上的共识或者是相同的看法？未来的大致方向上有无达成共识？

马向明：珠三角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外向型的经济，我们是西方经济体系中的加工制造环节，欧美在进行研发和市场营销。有一种比喻说他们是大脑经济，我们是躯干经济。在全球化产业移动的背景下，如果制造成本高了制造业就会往外迁移，国际资本会撤出去构建新的躯干，老的躯干就会被替换掉。

“一带一路”的背景，就是我们试图跳出现在这个分工体系，想在原有的体系外构建一个新循环。中国要走出去寻求新的国际市场和资源联系，构建基于中国的研发-生产-营销价值链，在这价值链中希望能够把研发放在国内，制造可以放在国外。在这个新的链条的构建过程中，珠三角原来积累的对外联系、人才以及地理优势就可以发挥出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表现在三点：

一是在地理上，面对亚非的国际联系更方便，具有市场资源的邻近性。

第二个是文化，我们过去与这些地方交往积累的文化联系。比如你到非洲去开公司，就需有与非洲有关的知识、人力资源做基础，学者把这些成为城市的社会基础，因为这些知识和人力资源需要大量的各种社会关系或者人际交往，比如亲戚来往，才能在城市中积累起来。而我们大湾区与东南亚等地，就有由错综复杂的关系累积起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就是大湾区自身的国际性，香港、澳门就是很大的优势。

南都：大湾区未来最可能的发展动力是来自内部的优势还是外部的新技术革命？

马向明：过去30年大湾区的发展是外因素主导的，现在内部因素逐渐变得更加重要，国内的大公司华为也好，微信也好，用到的技术很多来自于外部，但是主要的市场驱动力还是内需。

为什么香港的创新数码港搞不起来，就是因为本地的市场太小。当年美国为什么可以代替英国，就是因为内部市场巨大，人口规模带来的巨大需求能吸引各种资源到此汇集，量变到一定程度上后，还可以去满足外需。但是——

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源的配置还是要有全球视野，尽管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不断加强，但开放还是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内外的需求和动力都是大湾区发展的动力。

在创新推动力上，企业是不是比大学更加重要

南都：珠三角内部关于创新驱动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深圳作为创新之都却没有一个好的大学，广州有大学城科研资源好，但创新数量反而不如深圳。这种现象是否说明在创新的推动力上，企业的数量和质量，是不是比大学更加重要？

马向明：现在做出这个判断还为时过早。硅谷有今天的效果跟斯坦福等大学长期的积累是分不开的，有成就的斯坦福毕业生回去母校周边创业逐步带动了创新带的形成。广州大学城的发展时间还是短了，从2005年招生到现在才10年左右，大学的发展起码要放在50年的维度上去看。

大学城跟城市的关系起码也要看二三十年以上，因为很多毕业生要成名后才会慢慢跟母校有联系，有了有成就的校友，学校与产业的关联就会逐步建立起来，所以不要着急，要有的终究会有。

粤港澳大湾区的精彩之处在于哪里？

南都：你怎么看珠三角的城市在整个湾区的功能？

马向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是一个环湾分布的形态，各个城市的区块功能都不同，这也是珠三角的精彩之处。其实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城市”并不是指行政的范围，而是实体的范围。西方的“城市”是自主建设基础设施、主导税收的一个实体，这才能称为“city”。西方的城市功能、配套设施和边界都很清楚。比如德国最大的直辖市柏林的范围是890平方公里，最小的直辖市才70多平方公里，城市的配套、权利和范围是很清晰的。

但是中国城市的定义就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大家讨论城市化的时候，觉得城市很重要，所以县镇都变成市的辖区，结果“市”就超出了市政设施的管理范围，所以中国的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区域城市，由几个功能性的城市区块组装起来的，比如广州现在7000平方公里，北部的花都和南部的南沙其实都是独立的功能区块，典型的花都人可能一周都不会来广州市区一趟，生活的空间范围都是在花都区域内。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城市定位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一组城市功能区块的组合，比如南沙以后是广州的城市副中心，它有它的定位和功能，和广州市区是不一样的，东莞城市功能也是一样，主城区莞城是公共服务、松山湖是科技创新功能、滨海湾是产业中心，这三个功能区块共同组成东莞市。

这个时候你说珠三角各个城市在湾区的功能是什么？其实说的是各市环湾区块的功能是什么？将来各市的环湾区块，将不但要通过快捷交通与自己的母城形成紧密的功能链，与湾区的其他区块也要通过快捷交通形成功能链。

城市产业口号听起来雷同那是城市营销所致

南都：您刚才说珠三角周边城市有分工错位的发展，但在微观的层面各城市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且无处不在。这种微观的产业竞争是会促进湾区的大融合还是破坏这个目标？

马向明：规划用英文来说就是plan，有plan A还有plan B，规划说到底是关于未来的一种设想。我们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关注的是在多种可能的前景下，要找出不论城市未来往哪种可能走，它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城市空间的要求的共性是什么。

规划要做的就是满足这个共性。但是城市目标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所以有了物质的空间规划之后，还要到市场去营销这个目标和概念，这就导致规划和城市营销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自己不要把城市营销作为规划本来的东西，因为营销是会随市场环境变的。

比如产业部门规划的那些新兴产业，从北到南基本都差不多。这不奇怪，因为这个年代的新兴产业就那么几项，大家都要搞肯定就会出现目标雷同。而且在做计划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最终的营销结果会如何，但我觉得只要政府的财政支出或者说资源投放有硬约束的机制在就可以，对于没谱的东西，就不会撒一大堆钱下去。

南都：您是说这种各地产业竞争是一种初始的状态，起点也许一样但终点是不一样的，最终会在市场的选择下进行分化？

马向明：没错，大家的终点会不同，比如广州现在是门户城市，深圳是经济中心，但深圳还是要喊做大机场，这样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作为城市配套去吸引企业，满足他们的需求。最终各个城市做什么，不是由它现在喊的这些口号决定的，而是慢慢靠市场竞争形成分化。

建议把南南合作交流放在大湾区

南都：您之前一直提到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通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更需要有新机制的构建，比如广州的广交会带来了批发贸易业，深圳有深交所带动了它的金融行业，以你看，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什么样的新机制构建才能支撑得起来？

马向明：如果说湾区是国家的战略，那就要有发挥国家重要功能的场所。而功能的发挥需要通过具体的模块，比如国家功能机构的入驻来实现。其实当年要是认识到国际交往跟产业、社会、文化的关系，把博鳌论坛放在珠三角来搞，那论坛的溢出效益就完全不一样，整个湾区的格局也不一样了。当然历史不可回头，但现在还是可以争取一下发展中国家双边会议论坛，比如南南会议，能不能放在大湾区开？这样整个格局就上去了。

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中国很多制度在国外还是很有号召力的。像非洲很多地方就很羡慕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改变了中国，很希望获得这些方面的经验。珠三角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园区、特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等，有很多发展中的地区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经验，所以大湾区做国际合作交流，对外是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