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资深文化评论人、《信报》等多家报媒专栏作家林沛理，其评论作品以惯于、善于唱反调而著称。他被闾丘露薇评价为“是一个说话‘带骨’的人”。

　　唱反调大概是容易的，如果没有职业和人身安全，专门逆着大众喜好和各界对某一事物的一致评价而发声，迎合观者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倒也可以成为谋生谋利之选。这种反调把戏的泛滥，就导致诚恳批评反倒变得难了起来，常常不招人待见。

　　林沛理已在香港出版多部个人作品，最近有一本书《反语》被引进到内地。书中专谈文艺的两部分多篇唱反调文章，就很可能触怒不少读者。

　　李安没读懂张爱玲？

　　书中第二部分“谁又懂得”对近乎偶像化神化的张爱玲（及其作品）给予了直率的批评，称“张爱玲像个无法自制的受害者，明知改变不了什么，却一次又一次重返案发现场。这根本就是强迫性神经失调”，当然，这点批评评价与林沛理对张爱玲作品意境等方面的褒奖相比，仍属次要，只是话说得比较难听。

　　在这一部分及第四部分“另一种影像叙事”中，林沛理还分别发表了对在电影领域改编张爱玲作品的许鞍华、李安等名导演的更严厉观点，认为这些名导演根本没有反映出张爱玲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主观性……不管是透过电影、电视还是舞台剧（改编），几乎可以肯定是自取其辱”。林沛理对改编拍摄的《色，戒》的评价是，导演李安未能读懂张爱玲，“丰富了原著的肉体，却也阉割了它的灵魂”。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里仅仅摘出了前述多篇文章的只言片语。在相关文章中，林沛理得出上述尖刻犀利的观点结论，是基于缜密细致的评述分析，分别深入切入了张爱玲多部代表作及改编影视作品，一步步推导而成。因此，张迷、李安迷或梁朝伟汤唯的粉丝在火冒三丈前，不妨找来《反语》看看林沛理的原文，再下结论。

　　谁敢批评龙应台？

　　闾丘露薇在这本书的推荐序中，开篇就提到了林沛理对知名华文女作家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批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受追捧的地方在中国内地，获得了数不清的报章至高评价；如果谁要发表对龙应台及其作品的批评，在文化圈、传媒圈人士看了，简直就是明明白白的“政治不正确”。林沛理却一语道破这部作品最大的硬伤，“凸显了说书人与历史的叙述者难以协调的角色冲突、修辞技巧的‘双刃剑’本质，以及谦逊作为一种历史写作的美德与修养之必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书中，辞藻渲染无处不在，人物案例却在模型化中化繁为简――林沛理毫不客气地将之称为“说书”，更指出龙应台对自己“一味靠故”（讲故事的技巧）进行所谓开创性历史研究的自信，与其自称的严肃的使命感和正义感原本就背道而驰。

　　在他看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一部“过度书写”的作品，“龙应台千方百计要为这批战争中的‘失败者’申冤，可是在她不自觉地把他们‘受害者化’的过程中，也可能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们当中，不是每一个都是被国家和领袖出卖的受害者……将所有的战争混为一谈就是将战争‘同质化’，将所有的牺牲一视同仁就是将人的复杂动机概念化”。

　　热爱香港，所以反思香港

　　《反语》书中收录了多篇林沛理对香港和中国内地近年来一些卖座电影的评论文章，还有他对韩寒、余秋雨、王菲等文化名人的独到见解。但林沛理最希望的还是通过这本书让内地读者更为深切地认识香港。

　　毫无疑问，林沛理热爱他所居住并为他提供事业基础的香港，这能从《反语》一书十数篇文章谈及沉沦、失落中的香港人主体性，书中第三部分“娱乐至死”对香港传媒下流化损害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精神现象的痛批找到依据。无论是热爱，还是“怒其不争”式的反思与批评，林沛理的笔触都没有如其他许多香江文化人士的大作那样，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继续深入，试图发掘造成香港、香港人多重生存发展困境的深层次本来原因。

　　林沛理敏锐地意识到，香港独特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造就了地产商在各领域内的霸权，固化了“赢家通吃”逻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面临越来越不平等的机会与各种资本分配，让港人变得越来越薄情和势利――沉溺于廉价娱乐与实时满足的文化机制，只不过是上述因素的次生产物。

　　同样，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个人竞争出人头地的难度越来越大的香港社会，早已为垄断地产商主导的传媒在日复一日的鼓捣消费主义观念，反复兜售财富与权势是青年人获得社会承认的价值标准，“使一般香港人失去合适的参照群体”，深感不公平和前途无望。这些情绪积累起来，才造成了高铁受阻等一系列令当局措手不及并难以修补的民意强烈反弹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