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年前的初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考察深圳、珠海（楼盘）经济特区后欣然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创建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34 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战略家的气魄与智慧再次对经济特区做出历史性的判断和新的使命要求：“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上，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可以说这不是事情的巧合，而是现实对历史的呼应、发展对时代的回答、智慧与智慧的对话。

回顾中国40 年改革开放历史，如果说，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担当与使命，那么，创建经济特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为实践这一伟大探寻的伟大创造。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道路形成的角度来看，给予经济特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特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特殊政策的产物，更不是一项权宜之计。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拥有稀缺的要素禀赋。这不仅指已拥有的经济要素优势，还包括由于历史机遇而拥有的政治资源优势和制度性资本。作为粤港澳湾区经济带中最富有活力的城市，深圳具有不可替代的区域经济的“引擎作用”、集聚优质要素的“虹吸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及创新趋动的“引领作用”。

湾区经济对中国而言绝不是简单的区域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中国经济持续40 年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它与特区、自贸区一样，都担负着不同发展时期所赋予的不同内涵的改革目标与使命。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深圳可以发挥四方面的独特作用。

一是继续先行先试，为深化改革提供更深刻的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与制度安排。

二是充分发挥好自身经济结构优势，在带动、促进区域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同时，以“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继续发挥经济增长极作用。

三是充分利用好自身产业结构优势，成为趋动区域创新发展的引擎。

四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真正用好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为香港与祖国大陆共同繁荣进一步消除制度文化障碍，建立共识通道，确立互信机制，提供平等机会，让分享发展与共同繁荣成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共同收获。

与国际一流的其他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先天不足。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由于形成时间和形成机理的路径不同，我国大湾区市场经济的成熟度还远远不够。当然，“ 举国体制”的独特魅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湾区经济的功能，但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与完善程度无论对湾区自身发展还是对其功能的发挥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制约。

尽管中国的大湾区已经具有超越其他区域和城市的得天独厚的要素引吸引力，但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我国大湾区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优质人力资本的吸引力，由于受到来自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制约还不够强劲。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拥有较多国内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比，既缺少国际知名高等学府，也缺乏集聚、吸引国际一流人才的源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虹吸力”。

开放、国际化是湾区经济的共同属性。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开放的区域之一，但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市场的开放度大于社会的开放度，因而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文化的多元化、人力资本的文化差异化与国际化，是湾区得以持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擎并不断释放吸引要素走进来的“ 回流效应”和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扩散效应”的关键。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但相对世界其他三大湾区而言， 国际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还在确立之中， 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经济区之间以及自身内部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上也不平衡。区域公共物品的提供， 首先必须打行政区划的制度束缚。区域经济一体化， 无疑把政府行政体制机制的改革提到深化改革的议程上来。

在改革开放40 年的今天， 我们要充分肯定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功绩， 深刻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的宝贵经验，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本文为作者在2018年世界经济特区（深圳）发展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