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今年的两会，也是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的首次会议。参会的代表委员就进一步扩大开放提出了很多议案提案，积极建言献策。本报两会采访记者整理出其中有关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自贸试验区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等话题讨论，以飨读者。

五项建议助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是被古今中外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为力证；其二，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这一发展规律在当今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向大会提交的发言材料中如此写道。

张宇燕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还需要处理好以下4组关系：一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把握开放节奏之间的关系。扩大开放意味着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集密切和互动性加强。因此，必须以国家发展目标为导向，以世情、国情为依据，以防范外部风险为底线，以实现全球包容发展为动力，实事求是选择开放水平与开放节奏。二是国内局部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的重要结果之一是随着外部竞争增强，短期内会波及国内某些群体的利益。妥善处理好利益受损者的关切，既有利于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也有利于克服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阻力。三是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共生并存。在排序上谁先谁后，在权利与责任上如何平衡，怎样克服国际合作进程中的集体行动难题，始终是思考上述两类利益的出发点。四是扩大对外开放和倡导共同开放之间的关系。在着力提升自身开放水平的同时，为促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开放提供有效激励。

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张宇燕提出了5条建议：第一，秉持自由贸易理念，以平等协商为基础，根据我国具体条件和节奏，降低关税水平并减少非关税壁垒。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努力让发展中参与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可以考虑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方面零关税无配额政策。第二，加大已参与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力度，适时发起由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加的自贸区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在坚定维护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同时继续参与并努力引领多边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进程。第三，着手制定符合国际多边机制要求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贸易与投资法，以增加我国贸易与投资政策及体制的透明度，并强化其权威性和可预期性，在保护我国企业和消费者权益时做到有法可依。第四，为了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与投资等活动中的计价、结算及储备功能，同时也为了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的经济一体化，在加强政府审慎和明智监管的前提下，相机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性、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深度开放。第五，加快设立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我国国情的贸易调整援助机制，对那些因外部竞争而受到冲击的产业、企业提供援助，特别是对失业的劳工提供临时救助和再就业培训，进而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问题和有效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当其时

去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今年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王国庆表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案已经报批。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可服务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国家开放发展，也是陆海联动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泉州市科协主席骆沙鸣在大会发言材料里针对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了8项建议：一是坚持粤港澳大湾区保护优先、有序开发、绿色发展；二是设立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试验区；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应更加重视经济效率、开放均衡性、内部的协调性发展等问题；四是配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分工与合作，将上海杭州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厦门泉州湾区、北部湾湾区等建设成为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五是将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环保、生物制药等产业与港澳服务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打造服务南海开发的战略基地，深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六是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大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和产业发展综合配套环境，加快一体化进程；七是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八是依法治海治湾，以国际三大知名湾区为标杆，加快制定实施《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湾区保护条例》。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院管理局原主席、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原主席胡定旭提到，由于粤港澳大湾区面临“一国两制”、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的现实，建设中还存在着如制度协调、产业结构、人才、与周边地区关系等方面的挑战。作为来自香港的委员，他结合香港金融、贸易、航运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对香港更好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了建议：一是尽快出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发展规划，为大湾区建设指明方向、细化目标、明确重点、规划步骤；二是在国家层面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帮助大湾区实现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的流动；三是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调动全球资本市场的力量，助力我国科技研发和创新；四是推动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相结合，让人民群众从大湾区建设中实实在在受益。

全国政协委员、瑞德资本集团董事长魏明德则看到了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的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缺乏国际化经验、本土化经营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发挥港澳独特优势，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为契机，助力企业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更好地“走出去”：

政协委员们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满信心，魏明德在材料中写道：“我深信，‘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合作，可以产生1+1+1不是3，而是111的效果。”胡定旭则写道：“我们盼望看到一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世界级大湾区从愿景变为现实，成为我国经济新引擎，为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加速度’。”

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自主权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衷就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目前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了“1+3+7”雁阵格局，探索形成多项改革经验，并在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

业内人士认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意味着地方在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的内容和次序，以及推广复制改革经验等方面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形成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在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主任王济光看来，在当今国际国内的形势下，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十分必要。他表示，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必须高度重视，冷静思考，审慎应对，有序出招，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优化自主改革环境，拓宽自主发展空间，扩大自主探索权力。

为此，王济光提出了以下3项建议：

一是顶层设计与自主探索相结合，全面优化旨在激励自贸试验区持续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的自主改革环境。对批准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同等实行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双重管理体制，在坚持“全国一盘棋”顶层设计的同时，更加注重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和开放主动性。凡属涉及自贸试验区适用法律法规及有关行政管理事项，既可以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也可以将自贸试验区临时立法权赋予省级人大，以法治方式增强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自主权。承担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的相关省市应积极作为，认真领会把握国务院近期调整一系列自贸试验区相关法规的精神实质，主动调整涉及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保障自贸试验区有关改革开放措施依法顺利实施。

二是以“分类推进、梯度互补、制度创新、错位探索”为基准，全面拓宽符合自贸试验区定位的自主发展空间。全面审查各个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方案实施进度和差异化定位落实情况，全面对标，严格对表，确保顶层设计不变形、不走样，总体方案落地不打折、不缩水。树立试点内容分类管理理念，按照“梯度、差异、特色、协同、互补”的原则，形成具有“结构—功能”和“刺激—反应”机制的自贸试验区体系，允许并鼓励自贸试验区在各自主打产业培育上“拉长长链、补齐短板，做实实体、充实虚拟”，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自贸试验区内实现有机结合，互为支撑。动态疏理各自贸试验区在产业布局、开放平台、口岸体系、贸易通道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有效释放具有区域特色的开放经验，形成更加积极灵活的自贸试验区自主运营机制。

三是正确处理政府职能转变、业务流程监管与行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全面扩大自贸试验区打造“放管服”链条的自主探索权力。厘清社会治理、城市管理领域深化改革与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确保自贸试验区重点围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开展与国际先进规则和惯例相接轨的自主探索。创新自贸试验区监管体制，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模式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制度，促进自贸试验区内货物、服务、资本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体系。以构建信用体系为基础，优化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共生生态，强化自贸试验区各类单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积极协同，确保整体设计条理清晰、过程监管张弛有度、市场活力持续激发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