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目前以中国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GDP的大湾区，有望在2030年跻身成为全球GDP总量第一的湾区，一个超巨型的国际大都会。

在打造这个世界级知识型持续创新枢纽的过程中，大湾区十一个市如何协调发展？香港有何发展机遇？有何独特优势可以发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独家专访了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

刘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作为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博士和斯坦福大学的经济系教授，见证了硅谷从零开始的成长。早在八十年代，他还是第一个向中国引入经济计量学的著名经济学者之一。

人口总量相若大湾区GDP十年赶超英国

他认为，大湾区人口6千8百万，与英国总人口相若。英国目前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GDP差不多两倍于大湾区，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但以大湾区经济现时增长的速度，十年可以翻一番，到2027年赶超英国不是梦。

不过，刘教授强调，大湾区作为国家级的发展规划，需要有顶层设计，比如由国务院发改委主导，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在具体的角色上有所分工，有所为有所不为。各地市不要重复建设或恶性竞争，因为大湾区不是零和游戏，一定要双赢或多赢，才能实现1+1大于2的协同发展效应。

举例说，香港国际机场已经饱和，规划中的第三跑道十年以后才有可能投入使用。随着港珠澳大桥的落成，运营不饱和的澳门机场，完全可以负责香港以及大湾区私人飞机的起落。这样即可舒缓香港机场的压力，把私人飞机起落全部转移到澳门机场，又可让“吃不饱”的澳门获益，“两家着数”。珠海机场可以成为东亚、东南亚的跨国空运快递中心，角色相当于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

设立大湾区机管局港珠澳各有分工

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的合作可以很多，需要各持份者深入思考。香港和深圳的机场假如有高铁接驳，车程在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分流乘客，港澳与内地班机在宝安国际机场起飞与降落，飞海外的航班则疏导到香港国际机。

深圳是大陆唯一与香港接壤的城市，双方的优势互补尤其明显。中国这两个标杆级城市，可以成为创新、创投与融资中心，融汇加州硅谷、麻省Route 128、纽约证券交易所、NASDAQ证券交易所于一身。具体分工是，香港的大学聚焦基础研究，深圳的企业集中做R&D，试点制造与商业化。香港的角色重在风险投资资金，吸引发明家、创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深圳可打造成为科创企业的聚集之地。港深也可以锐意打造大湾区的M&A（Mergers & Acquisitions 合并及收购）中心。

刘教授认为，打造世界级的大湾区，还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其一是要做到“四通”，也就是货物与服务、人员、资金、信息的自由流通。世界级的纽约大湾区、东京大湾区与三藩市大湾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做到这四通，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所缺乏的。举例说，可以建立大湾区试点自由贸易区，引进高科技的办法来解决，让在大湾区里生产的商品，在区内可以全免关税、自由流通。

自由流通意味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基础建设应当相互共享，避免重迭或错配，以免浪费资源。例如大湾区可仿效美国纽约与新泽西，设立大湾区机场管理局，管理所有区内民用机场。国航可以享受香港航权，国泰港龙可以享受深圳航权，这是经济利益均享的最好。

建构自我内生的创新生态系统

其二是必须成为一个知识型的持续创新基地，大幅提升大湾区的人均收入。美国硅谷，正是因为有着斯坦福、加州柏克莱、哈佛和麻省理工等超一流的大学群支撑，才得以成为信息革命时代长达数十年的“领航者”。相比之下，刚刚走出“世界工厂”角色的大湾区，在这方面仍然有着很长的路要走。香港对研发投入只占GDP的0.7%到0.78%，远不如占比4%的深圳，更不如韩国和以色列等地区。

其三是需要建构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能否在自我内生的条件下，良性循环、源源不断地推出原创性技术。香港和澳门太小，无法独立完成创新枢纽的功能。大疆就是好例子，创始人汪滔在香港科大的宿舍创建大疆，并迅速成长为估值超过80亿美元的公司。为什么香港留不住汪滔？因为土地的限制没有制造的基地。要是他没有深圳作基地，没有中国这个大市场，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谈到香港如何发挥优势，刘教授分析，香港作为世界航运和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已经没有太多的优势。在全盛时期，占中国出入口贸易总额的一半，现在只有10%，而且葵涌货柜码头还在走下坡路。香港也基本上没有工业，尤其是高科技工业。但香港仍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包括活力澎湃的国际化金融业，可以支持大湾区各主要城市集资、发债，以及帮助区内企业走出去；而是本港拥有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可为大湾区培养科技、工程与医疗人才，提供研发成果。